獨白

出走的第二個方面，是掙脫生命的歸併狀態和分類狀態。
不出走，生命只是社會既定群體中的一個小點，只是一台日日轉動的機器中的一枚螺絲釘。雖然存在，卻從來未曾被單獨體驗。
在社會既定群體中，有的人似乎也曾表現出了一點「個人風範」，其實仔細一看，也只是對前人某種共同特徵的類比。那種所謂共同特徵，早已成為一種標本化的典型和範式，與任何人的真實生命都不一樣。以自己的生命來為這樣的典型和範式做註釋，實在是一種悲劇。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對此有過精闢的論述，他說，我們對於世間事務，包括對我們自身的認識，大多是藉助於概念和標籤，天天都在歸類，恰恰放棄了獨一無二的「這一個」。
這種狀態，越是知識份子越嚴重，因為更多的知識給了他們更多的典型範式，概念和標籤，隨之也更多地忙著歸併和分類。
在民間，也有大量約定俗成的偏見﹑禁忌﹑是非，變成一堆堆非理性的概念和標籤，供人們歸併和分類。大家先把自己嵌入，再把別人嵌入，結果大家都成了通用部件，編入了統一牌號。
本來，照柏格森的說法，文學藝術是要把人們從這種「群體性埋沒」中拯救出來的，但是十分遺憾，多數文學藝術沒有這樣做，反而加重了概念和標籤，強化了典型和範式，突出了歸併和分類。
在這個問題上，最有效的改變，還是出走。
法國思想佳盧梭說：我在靜止不動時簡直無法思考。在他們這些人看來，思考，是一種精神移位運動。或者說，是一種擺脫既定模式的流浪。
既然是為了精神移位，那就不能為了旅行而旅行。有極少數人，不旅行也達到了這個目的，這需要有特殊的心力。例如德國哲學家康德就蟄居鄉里，極少與文化知識界交往。這種徹底的孤獨使他擺脫了文化知識界的一系列既定模式，他其實是平藉著徹底的孤獨在流浪。我們這樣的人做不到這種徹底的孤獨，因此往往只能靠身體的移位來促使精神移位。既然學不了康德，那就學盧梭，學西羅多德，學司馬遷。
我這麼說，可能會有朋友產生疑問：我們周圍很多人，既不走盧梭的路，也不走康德的路，不是也天天在思考，在寫作嗎？
我的回答是，思考﹑寫作有不同的等級。如果在人文領域正巧遇到了歷史的大轉型，而你右希望自己在這場歷史大轉型中做一點貢獻，那麼，常規性思考就不夠了，必須進行大幅度的精神移位。
大家似乎已經習慣於在歷史轉型期參與各種新舊之爭﹑是非之爭，卻很少看到在這些爭論中悄然退出的人。退出不是逃避，而是開始懷疑自己參加爭論的資格和方位，決定在一個冷僻的角落重新修練自己。
修練之後，未必返回新舊之爭﹑是非之爭。更大的可能是，發覺這些爭論只是「同一個樓道裡的口角」，沒有什麼意義。
我從一開始就不願意參與文化學術界的爭論和應酬，<文化苦旅>的序言中曾寫到相關的理由。
我寫道：
我們這些人，為什麼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了呢？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，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？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沈重的身心負擔，那麼再過千百年，人類不就是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？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，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，知識和遊戲總是對立，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？
我在這種困惑中站起身來，離開案頭，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，推開了書房的門。走慣了遠路的三毛唱道：「遠方有多遠？請你告訴我！」沒有人能告訴我，我悄悄的出發了。
出發的結果如何？我的讀者都已經知道。但是，最初的感受是一種巨大的震動，我在<陽關雪>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獨自行走在無邊沙漠中的體驗：
有這樣的地，天才叫天。有這樣的天，地才叫地。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，侏儒也變成了巨人。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，巨人也變成了侏儒。
...中略...
面對歷史，我們大多生活在陳陳相因的他人邏輯中。這中間的「他人」又不是哪個可以負責的具體的人，而是一種偶爾的記載，無根的傳言。在文化傳播極不發達的時代，只要被白紙黑字書寫，就會被看成為歷史資料。這種資料從未被近代科學思維認真驗證，卻成了中國學者的大半學問。
我曾見到一個十餘年獨自行走在沙漠中的探險家，他叫劉雨田，那天他偶爾闖進上海，被眾多記者逼問。他惘然地睜著雙眼，任何一個問題都回答不出來。我在旁一看就明白，記者們提問的依據，全是流淌在多數小市民心頭的他人邏輯，他對這種邏輯早已脫離多年，當然無以應對。我連忙上前解圍，他在事後感激地對我說：街市讓我寂寞，沙漠讓我充實。他說完這話又遠行了，他的邏輯是無言的腳步。
...中略...
像劉雨田這類徒步探險家是難以仿效的，他們也不希望別人仿效，但他們通過精神移位的方式來體驗生命，拒絕歸類，卻具有普遍的啟發性。我們身邊的種種規範和概念，給了我們很多安慰和便利，卻有很多是非人性﹑非生命的，因此那些探險家不惜以生命的代價來搶取一段可體驗的生命。他們從沙漠身處投回來的憐惜目光，也許能讓我們消除一點麻木？